独家专访张伯礼丨新冠感染核心问题六问六答******
央广网北京1月9日消息（记者卜叶万玉航）阳康后，依然感受到咳嗽、咽痛、浑身疼、乏力、心慌出汗、睡眠不实等，张伯礼院士表示，这往往是因为器官组织受到毒素攻击以及触发炎性后造成损伤后，身体免疫系统正在修复。他提醒，阳康后还要注意休息，休息的时间一般来说需要两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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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选摘：
新冠感染后如何治疗？如何用药？
张伯礼院士：
体温超过38.5℃可适量服用芬必得等退烧药。适度发烧，可有效激活人体免疫功能，更利于对抗病毒。
不必刻意挑选某种感冒药，不主张中西药同时服用，减少对肝肾的负担和对胃的刺激。
不建议前期、早期使用抗生素对抗病毒。
“吞刀片”症状如何缓解？
张伯礼院士：
为了缓解症状，可以服用中药的六神丸、清咽滴丸。也可以喝蜂蜜水，改善咽喉症状。
雾化装置或者水蒸气，对改善咽痛鼻塞也有好处。用冰盐水清洗鼻腔，能够增强鼻腔、口腔黏膜的免疫功能。浓度可以比生理盐水稍微浓一点，放冰箱冷藏，用来漱口。
按摩穴位也可以起到辅助改善症状的作用。
有哪些症状是重症预告？
张伯礼院士：
有以下情况要留意：高烧不退。高烧（38℃以上）超过3天，给药后持续不退。
呼吸困难。活动后喘，安静时呼吸每分钟超过30次。
持续性呕吐腹泻。
原有基础病有加重趋势。
精神淡漠，不愿意理人，或者出现烦躁、焦虑等。
老年人应该注意什么？
张伯礼院士：
建议老人聚集的重点场所，比如养老院实行闭环管理，同时定期开展核酸或抗原检测。
谨防老年人沉默式缺氧。老年人耐受力差，反应能力差，缺氧后，往往不会表现出呼吸困难、急促，需要观察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和血氧浓度。
体温过高或过低都要保持警惕。
为什么会复阳？二次感染跟复阳是一回事吗？
张伯礼院士：
复阳主要是因为病毒排泄不畅，可能与患者痰比较黏稠，形成痰栓，而痰栓里包裹的病毒沉积在肺的小气道暂时排不出来有关。此后肺修复过程中排出痰栓，也带出了病毒，所以呈现出复阳的表现。
但复阳者，培养不出来活病毒，一般是病毒碎片，且没有传染性。
二次感染是指感染转阴后，超过一、两个月后再次被感染，这往往是因为感染了不同变异株，但二次感染概率不是太高。所以转阴后，还要做好个人防护，包括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保持社交距离等。
阳康后身体仍需要复原
张伯礼院士：
感受到咳嗽、咽痛、浑身疼、乏力、心慌出汗、睡眠不实等，往往是因为器官组织受到毒素攻击造成损伤后，身体免疫系统在修复。
阳康后还要注意休息两周左右，期间不要剧烈活动。
特别提醒，阳康后，如果出现莫名其妙地心率加快，心率达到100以上，甚至110以上，而且心跳不规律，中间出现停跳；或出现头昏，眼前发黑，看东西不清楚，这些表现有可能是心肌炎的前兆，需要及时到医院去检查。
现在接种疫苗还来得及吗？
张伯礼院士：
建议没有感染的老人，尽快去接种。
建议接种第四针选择异种疫苗，形成序贯接种，效果比较好。
洪学智率“抗大”师生进行“敌后小长征”******
作者：胡遵远（安徽省金寨县干部学院）
1940年11月，洪学智奉命率“抗大”总校华中派遣大队奔赴苏北抗日前线。一路上，洪学智和战友们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跨越晋、冀、鲁、豫、皖、苏6省，最终于1941年4月胜利到达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全队无一减员。洪学智领导的此次行军，受到新四军刘少奇政委、陈毅代军长的高度赞扬，被华中抗日军民亲切地称为“敌后小长征”。
出任“抗大”四团团长
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举行开学典礼。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1939年7月，“抗大”总校、陕北公学等5000人在副校长罗瑞卿带领下迁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太行根据地)。为了便于行动，“抗大”总校原大队、支队、学员队，依次改称为团、营、连。洪学智当时是三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是刘忠）。“抗大”总校从延安出发时，刘忠被调往冀东，洪学智所在的三团(即三大队)改为四团，由罗华生当团长、洪学智当副团长。
7月9日，四团奉命从蟠龙出发，经延川、清涧、绥德、米脂，到了佳县，在那里渡过了黄河。过黄河后，四团山西兴县罗峪口，进入阎锡山部队的控制区。洪学智率队一面警戒，一面迅速前行，用两天时间到达白文镇，然后继续东进，在八路军三五八旅部队的护送下翻越了吕梁山、渡过汾河，来到太原以北的阳曲地界，前面就是同蒲铁路。日伪为防止八路军往来，沿铁路线建立了一条严密的封锁线。通过封锁线前，护送部队将敌人的兵力配置和活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洪学智根据情报和战友们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在八路军交通站的接应下，部队分两批安全地穿越了敌人的封锁线。
接受任务，率部前往华中
“抗大”总校到达晋东南后，罗华生调到二团，刘忠负责三团，洪学智任四团团长。洪学智在校期间，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带领同学一面学习一面斗争。百团大战期间，日军对晋东南发动多次大“扫荡”。抗大三团在冀中坚持办学很困难，于是又返回了总校。
不久，洪学智接到上级命令：为加强“抗大”各分校工作，“抗大”总校决定把三团干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编为山东干部大队，由聂风智任大队长，前往山东抗日根据地加强一分校工作；另一部分编为华中干部大队，张兴发任大队长，由洪学智率领前往苏北，和当地的新四军会合，共同创办“抗大”五分校。两个大队的沿途行动，均由洪学智统一指挥。
依靠群众，顺利穿越封锁线
11月9日，洪学智带着三团（包括华中和山东两个干部大队），从浆水镇出发，准备过平汉铁路向鲁西北前进。此时，日伪军队正通过平汉线南下运兵，沿途防卫森严。洪学智率部一路南下行军，需要越过的第一条封锁线就是平汉路。他根据掌握的敌情，决定把越过地点选在邢台以南的沙河镇，并联络当地游击队派人护送。
洪学智率部连续行军140里，于夜间秘密来到铁路附近。在这里，洪学智发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日军为了割断太行根据地与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沿着铁路新挖了一条宽约3到4米、深约4米的封锁沟，在铁路沿线增修了碉堡、设置了哨卡，并派装甲车和巡逻队日夜巡逻。
为了安全穿过封锁线，洪学智命令部队在树丛里隐蔽，自己率警卫员在附近进行侦察。走了很久，他发现附近一个村庄有一户人家亮着灯，就悄悄派警卫员过去了解情况。警卫员找来一位老乡，洪学智首先表明自己是专门打鬼子、汉奸的八路军，打消了老乡的顾虑，又向老乡询问附近敌人的情况。据老乡介绍，近来敌人为保证运兵安全，不仅增加了沿线守卫，还对铁路沿线进行“扫荡”；敌人的装甲车大约25分钟经过一次；封锁沟有的地方较浅，在沟内只需搭起一人高的人梯就能穿过。洪学智考虑到有十几匹牲口驮着行李和教学用的书籍，无法通过，又问老乡有没有地方可以直接通过铁路。老乡说离此一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桥洞，尚无敌人看守，可以过牲口。
洪学智立即命令部队利用敌人装甲车巡逻的间隙，进入封锁沟坡下隐蔽，又根据老乡提供的线索，派出侦察员沿封锁沟寻找桥洞。不久，几名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发现了桥洞！洪学智立即对部队进行了部署。在他的率领下，部队很快来到封锁沟较浅地方，按次序跳进深沟，解下绑腿，上拉下推，架起人梯，很快穿过了封锁沟；与此同时，洪学智派出的部分精干战士牵着牲口依次从桥洞穿过，其间遇到敌人装甲车巡逻就立即隐蔽。经过3个小时的奋战，洪学智和部队全部顺利地通过封锁线。
机智解决渡河难题
安全越过平汉线后，洪学智率领部队一路前行，在当地游击队的护送下，安全穿越70多里的伪化区。部队经过短暂休息，继续向鲁西北行进。不久，洪学智率部从冀南进入山东，来到馆陶县，准备从这里渡过卫河。
卫河水面宽约五六十米，水深岸陡，沿河还设有敌人据点。紧靠对岸，有一条公路与河岸平行。卫河是日军割断冀南、鲁西两个根据地的又一道封锁线。由于此前敌人多次和我渡河部队发生战斗，在洪学智率部到来前，敌人已经把沿岸渡口都挖毁了。为防止八路军渡河，敌人还特别增加了汽艇昼夜巡逻。洪学智从游击队的同志处了解到情况后，命令部队在离卫河不远的一个村庄里隐蔽，自己和侦察员经过几个夜晚的紧张侦察、研究，终于选定了渡河地点。
渡河前，洪学智准确摸清了敌人汽艇巡逻的时间间隔，又从沿岸党组织处借了几条小船，计算了每条船的承载人数。
渡河当夜，洪学智率领部队于晚上六七点钟就赶到登船地点，不久，得到消息：群众仅能提供一个小划子和几只能坐四五个人的大木盆。而且船只凌晨12点钟到1点钟之间才能到达，因船只太小，只能渡人，不能渡牲口。这可把大家急坏了！洪学智临危不乱，认为卫河地处华中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上，两岸干部群众往来频繁，于是一面命令部队隐蔽，一面找来当地党组织负责同志，询问近期是否有其他同志渡河。据当地同志介绍，几个小时后，中共山东分局有一批干部要从对岸某处过卫河。洪学智闻讯大喜，立即率领部队急行军，赶到了山东分局干部渡河地点。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终于从对岸盼来了4条小船。山东到延安的干部渡河上岸后，洪学智立即命部队借船渡河。
由于船小，还是不能渡牲口。洪学智灵机一动，向山东分局干部队询问牲口的情况，对方回答说：船太小，他们只好将牲口交给了对岸护送的同志。洪学智立即和对方达成协议——牲口互换。就这样，洪学智率部顺利渡过了卫河。
到达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后，山东干部大队前往沂蒙山区，洪学智继续率领华中干部大队前进。在洪学智的带领下，华中干部大队穿越津浦线，最终于1941年4月顺利到达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全队270人无一人减员。洪学智和华中干部大队受到新四军和苏北群众的热烈欢迎，称他们“创造了‘敌后小长征’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