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永定：古建筑“福”文化的传承延续******

　　中新网福建永定2月3日电 (黄秋萍)“福”文化是源自中国的民俗文化，它的涵盖面非常广，伴随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变迁与发展，如今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

　　在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蕴藏着丰富多彩的“福”文化，在古建筑、古民居、古石碑等，刻留着“福”字的图案和形制，其饱含着先人的智慧与情感，展现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也寄托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东南亚著名锡矿大王胡子春的故居荣禄第，位于永定区下洋镇富川村豪仕窠自然村内，该宅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是永定古民居建筑的典范和代表。2018年，荣禄第古民居整体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来到荣禄第，首先看到的是大门门楣上方红墙上的“荣禄第”三个大字，大门嵌字对联“荣叨祖德禄受皇恩”，是清光绪皇帝御赐，而门楣上“福”“禄”两个石刻门簪，以篆书为基础，配合龙纹造型组合而成，图饰均匀，形象逼真，近乎游离腾飞，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象征着楼主三次捐资三百万两白银给清廷，受封“荣禄大夫”的荣耀。据悉，“龙纹”图案，在一般建筑构建或装饰中，是不能轻易使用的。

　　“胡子春乐善好施，在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的时候，先后三次捐资300万两白银建铁路、扩海军、开琼矿，并在国内开办中华学校等(九所)中小学，被清政府封为邮传尚书、荣禄大夫等。门楣上‘荣禄第’三字，还有旁边的对联‘荣叨祖德，禄受皇恩’，这些都是清光绪皇帝的御笔。”永定区下洋镇富川村村干部胡电光说。

　　荣禄第还收藏慈禧太后的“福”“寿”两字的墨宝，该“福”字黄色绢底，爪龙纹红地，书法圆润、秀敛。在厅堂、屋檐、门槛，门楹、窗棂边，还有一些彩塑、石雕、木雕，以蝙蝠、龙、鹿、花草等为题材，表示吉祥如意，雕画生动形象，内容丰富，工艺精巧，虽历经风雨，依旧保存完整。

　　“福”不仅是一个字符，其背后更承载着人们的精神寄托和美好诉求。如今，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永定区下洋镇通过深挖不同的乡土文化根脉，做到以文化人、以文养德。而“福”文化在本土的传承延续中，早已潜移默化、内化于心，塑造着人们的价值理念，成为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完)

历史中的兔子：早在三国时期就用兔毛制笔******

　　从“玉兔捣药”到“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兔子已经陪人们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在中国古代，兔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2023年新春之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吕鹏，聊聊历史中的兔子究竟是什么样的。

　　兔鼠分道扬镳于6200万年前

　　《诗经》已记载兔肉食用方式

　　虽然在大众看来，兔子毛茸茸的很可爱，但吕鹏告诉记者，其实兔子跟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骨骼形态上看，兔(属于兔形目)和鼠(属于啮齿目)都拥有终身生长的门齿，表明兔和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分类学创始人林奈在1735年将兔和鼠一起列入啮齿动物。”

　　而它们分道扬镳，是在6200万年前。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传夔先生研究安徽潜山早古新世(距今约6200万年前)地层出土的动物遗存，发现有“安徽模鼠兔”和“东方晓鼠”。其中安徽模鼠兔为兔形类动物的祖先类型，而东方晓鼠接近于啮齿动物的祖先类型，二者在骨骼形态上具有相互交混的特征，这就表明一方面鼠兔同源，另一方面二者至少在6200万年前已经分道扬镳，兔形类和啮齿类动物走上了各自独立演化的道路。

　　吕鹏告诉记者，家兔传入我国的时间较晚。在我国古代，野兔的利用价值主要是在肉食、狩猎宠物、祭祀、药用、皮毛开发等方面。“兔头在四川人的美食版图上不可或缺，成都人称为兔脑壳，”吕鹏说，“其实在中国古代，野兔的主要用途就是肉食来源。”据《诗经·小雅·瓠叶》中记载：“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描绘了西周时期普通人家将捕获的野兔通过炮、燔、炙等加工方式制作成美食待客的情形。所谓“炮”就是将带毛的动物裹上泥放在火上烧；“燔”指的是用火烤熟食物，而“炙”则是熏烤的意思。据《礼记》记载，正式的宴请当备“六牲”作为荤菜，即豕、牛、羊、鸡、鱼、雁，兔子并未列入其中。虽然只备了兔肉，但主人换了三种不同的烹饪方式，可见其用心。

　　但在中国古代也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孕妇不能食兔肉。东汉《论衡·命义篇》中有过记载：“妊妇食兔，子生缺唇”。“当然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迷信说法。”吕鹏解释道。除此之外，兔毛皮保暖性能好、不易缠结，可用以制裘，兔皮可以熬胶，兔毛还可以用来做兔毫毛笔。明代《齐民要术》中转录三国时期韦诞的《笔方》中有写“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可见用兔毛制笔的历史可以早到三国时期。

　　古人曾以活兔陪葬

　　新石器时代就有兔形玉器

　　在文物里，也有不少以兔为题材或者是兔子形象的文物。仅是故宫博物院，就有商代的玉兔、汉代的兔猴铜带钩、唐代的瓷兔、宋代的三彩剔划花兔纹枕、元代的白玉兔形佩、明代的双兔图页等藏品。

　　“按照文物材质来看，在玉石材质文物、陶质文物、青铜器和画像石中常见兔的形象。”吕鹏告诉记者。以距今53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为例，在此墓地M10中出土有玉兔饰1件，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兔形玉器。

　　山西曲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的青铜兔尊，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以兔作为尊的青铜器。兔头微伸，呈跃跃欲试状，背上驮一尊口，兔身两侧饰圆形的火纹和雷纹。

　　而在山东嘉祥宋山4号祠堂东壁的东汉画像石中的兔子，则可以代表世俗和神话中两种不同的“兔”形象。吕鹏说：“在画像的上侧，东王公居中，马头、鸡头、狗头带翼神人跪于左右两侧；在画像左侧有面对面站立的两兔，分别用一只前肢扶臼，一只前肢握杵，似在捣药；在画像的下侧，厨房的房梁上悬挂着鱼、鸡、猪头、猪和兔等，这些都是准备烹饪的肉食。”

　　“山东济南洛庄汉墓的陪葬坑，是目前出土动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遗存。”吕鹏说，洛庄汉墓是西汉诸侯王级别的墓，编号为34号的大型动物陪葬坑中出土动物遗存共有110余具，动物种属包括绵羊、猪、狗、兔等4种。其中，兔有45只。

　　吕鹏告诉记者，在这其中比较特别的是，该坑放置了两个兔笼。西侧木笼保存较好，长度1.8米，宽度0.47米，笼中发现多只完整兔骨，“根据笼中兔骨凌乱、笼外可能为外逃之兔的考古现象推测，当时陪葬的是活兔。”(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来源：华西都市报 2023年1月29日 A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