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有力举措******

　　作者：江小涓（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白京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要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近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明确了数据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前进方向和工作重点，对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把数据作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新的重要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和大规模流通应用，推动大数据中心、移动基站等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持续增长，激发电商、社交、娱乐等数字消费提质增效，促进产业互联网、智能产业等数字生产提速放量，加快数字贸易发展，为稳住宏观经济大盘、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其次，数据要素的高效利用，能够汇聚海量信息并进行智能匹配，克服资源配置中的信息壁垒，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互动，有利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再次，数据大规模流通应用，能够产生常规条件下难以获得的新信息、新能量，有利于促进颠覆性创新，催生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最后，与传统生产要素不同，数据可以被多次复制共享，这决定了数据要素在市场化应用的同时也可以大量应用于公共服务的多个场景，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普惠性、均等化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成果普惠共享。

　　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具有产权复杂性、交易多元化、技术依赖性强等特征。“数据二十条”既把握数据同其他生产要素的共性，又把握数据要素的特性，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处理好数据产权和使用权的关系。数据参与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所有权是绕不开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数据尤其是有价值的大数据，其产生过程往往伴随着多个主体，导致确定数据产权的问题较为复杂。“数据二十条”并不回避数据要素的复杂产权问题，同时更强调使用权，提出“探索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要求“根据数据来源和数据生成特征，分别界定数据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各参与方享有的合法权利”，从而在总体框架上采用结构性分置，具体操作上采用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创造性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构建中国特色数据产权制度体系。这既符合社会认知基础、数据要素特点、事物发展规律，也为今后继续探索留下足够空间。

　　处理好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的关系。目前市场上的数据交易方式，既有数据交易所形式的场内交易，也有企业与企业之间直接发生数据交互的场外交易。场内交易一定程度上利于监管，但需付出额外成本；场外交易虽灵活多样，却易出现违规行为。对此，“数据二十条”提出“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规则，构建促进使用和流通、场内场外相结合的交易制度体系，规范引导场外交易，培育壮大场内交易”，并在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与监管规则体系、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培育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服务生态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为探索建立合规高效、场内场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有利于探索更优的数据交易方式。

　　处理好数据共享和数据安全的关系。公共数据体量巨大、价值含量高，无论是社会治理还是产业发展，都迫切需要使用公共数据。“数据二十条”对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作出规定，主基调是坚持开放共享，强调“推进实施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机制”，鼓励公共数据在保护个人隐私和确保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要求，以模型、核验等产品和服务等形式向社会提供，对不承载个人信息和不影响公共安全的公共数据，推动按用途加大供给使用范围。也要看到，可以无条件开放的公共数据是有限的，大部分公共数据具有一定敏感性。在这方面，“数据二十条”要求“依法依规予以保密的公共数据不予开放，严格管控未依法依规公开的原始公共数据直接进入市场，保障公共数据供给使用的公共利益”。这些规定为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促进公共数据的高效利用和要素价值释放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还要看到，数据的大规模流通应用对数据安全相关技术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维护数据安全的技术，如隐私保护计算和区块链技术等，为解决数据安全与数据流通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可能选项。“数据二十条”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相关技术创新发展，鼓励探索数据流通安全保障技术、标准、方案；支持开展数据流通相关安全技术研发和服务，促进不同场景下数据要素安全可信流通；提出以“揭榜挂帅”方式支持有条件的部门、行业加快突破数据可信流通、安全治理等关键技术。这对于实现以数据安全技术保障数据合理使用、以数据使用促进数据安全技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中央财政下达125亿元保费补贴——农业保险为乡村振兴护航******

　　日前，财政部向有关省份、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达2022年第二笔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此次下达保费补贴金额达125亿元。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已向各地及中央单位下达2022年保费补贴309亿元，其中包括特色奖补金额达到59亿元。

　　近年来，农业保险持续扩面、增品、提标，在保障粮食安全和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来自中国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承保主要农作物面积达到21亿亩，约占全国播种面积的84％，承保农作物品种超过210种，基本覆盖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和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大宗农产品，为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保障。如何进一步促进农业保险规范经营、优化服务、提升效率，加快推进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三农”事业，是保险业正在着力攻克的课题。

　　增强农户生产信心

　　早在2019年5月，中央深改委就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农业保险迈进了加速推进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业保险市场，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从2012年的0.9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4.7万亿元，近10年年均增长率为20.2%。

　　从去年起，黑龙江有不少种植户选择将玉米改种大豆。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黑龙江省大豆播种面积7397.5万亩、同比增长26.9%，总产量190.7亿斤、同比增长32.6%，均创历史最高纪录。

　　在黑龙江大豆种植取得丰产增收的背后，离不开高保障的大豆保险对调节农业种植结构起到的示范作用。作为我国最大大豆产区，黑龙江为促进大豆产能提升，聚焦“稳粮扩豆”，提升大豆保险覆盖率，落实大豆完全成本保险惠农政策，推广大豆“保险+期货”模式，为广大豆农提供高质量保险服务，为大豆油料扩种提供坚实的风险保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22年黑龙江推进完全成本及种植收入保险由2021年的5个县区扩展到60多个县区，取得了由点到面的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黑龙江大豆保障程度也由每亩200元提高至超600元，提升超过3倍。在此过程中，大豆完全成本保险的知晓度和接受度大幅提升，不少种植户看到了扩种大豆的可观保障。有农户表示：“现在种大豆补贴挺多，有国家给的大豆轮作补贴，还有大豆完全成本保险保障兜底，所以全部将玉米改种大豆了，也是为国家作贡献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近年来，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持续、大力的补贴之下，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作用在不断增强。2022年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已经实现13个粮食主产省份826个产粮大县全覆盖。

　　“从实际效果来看，当农民遭遇自然灾害等意外造成的损失后，农业保险确实能够起到对灾害损失补偿的托底作用。”对外经贸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何小伟表示，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持续提标扩面增品，在保费规模、覆盖面、保障水平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在发生灾害后，大家首先会追问农业保险能赔多少，这表明地方政府和农民已经对农业保险的保障作用产生共识。不过，农业保险仍有必要进一步扩大险种覆盖面”。

　　值得一提的是，财政部早在去年11月份就已提前下达了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2023年预算指标。“很快很早，这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做出的重大改变，往年都是下半年才支付。目前，保费补贴的第一批资金已经提前下拨到各省，这是非常好的信号。”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保险研究中心副主任任金政向记者表示。

　　科学把握政策边界

　　我国的农业保险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主要目的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业保险并不是纯粹的商业保险，它也是一种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工具。”何小伟表示，要促进农业保险的规范化运作，就必须明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

　　“从近年来各地的实践来看，农业保险领域的虚假投保、虚假理赔、套取财政补贴等事件屡屡出现，成为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中的一个顽疾。”何小伟认为，随着农业保险向纵深发展，业务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现有的法规和文件在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域的政府与市场边界问题上仍有待细化。

　　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风险管理发展报告（2022）》显示，我国针对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保费补贴无法做到覆盖全部的农业生产，目前三大作物的覆盖率超过70%，而其他作物不足20%。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地积极发展特色农产品，带动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是这些与农民增收密切相关的特色农产品保险业务开办不足，且地方财政的保费补贴缺乏，导致部分特色农产品未能进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

　　农业保险的承保要求地方财政配套，只有在地方财政配套到位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才予以支持。“当前我国省际之间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各省份农业生产所发挥的风险保障作用存在着较大差异。一些中西部省份又是农业大省，地方财政难以匹配农业保险的补贴资金，导致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受限。虽然目前财政补贴政策已对中西部地区有所倾斜，但仍不够精确。”何小伟说。

　　此外，我国农业保险尚未形成完整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保险业在巨灾风险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任金政认为，这可能导致有的保险公司在做业务时畏手畏脚，也不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造成的冲击，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完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为使我国农业保险有稳定可靠的风险分散制度保障，2020年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牵头组建的中国农业再保险有限公司成立。作为我国唯一的专业的农业再保险公司，中国农再推动建立并统筹管理国家农业保险的大灾风险基金，并致力于加强农业保险数据信息共享，承接国家相关支农惠农政策。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在此之前，我国只有初步建立的公司级别大灾风险准备金；而在有了政策性的农业再保险和国家“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基金”之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的许多后顾之忧将得到解决。

　　全力服务乡村振兴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农业保险的内涵和功能已从传统意义上狭义的农业生产，扩展到了农业、农村、农民等诸多方面。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农业保险在助推农业现代化、防止返贫、提升乡村治理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农业保险的服务对象和内涵会不断扩大，原来主要是大宗农产品的保险，而未来对‘土特产’保险的需求会加大，因为‘土特产’具有较高附加值，对提升农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具有更加明显的作用。”此外，任金政还认为，未来针对耕地地力、高标准农田等方面的保险，以及对林业碳汇、环境责任等方面的绿色保险也会有所增加。

　　“农业保险服务链条还将不断延伸。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涉农产业对保险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农业产业从种养、初加工到深加工等均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影响，基于产业链延伸的保险需求会增加。”任金政说。

　　现代农业保险发展也离不开科技力量。卫星遥感等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升理赔结果精准度、可信度，确保查勘损失面积真实、查勘损失程度精准、查勘过程有据可循，让农户更加认可定损结果、更快收到赔偿资金，有效提升农户防范应对重大灾害的能力。瑞士再保险亚洲区农业再保险负责人何兴龙预测，运用科技手段降本增效、向更精细的专业化经营转型，将是农险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此外，在民生保障方面，保险业不仅通过各类人身保险产品保障脱贫人口的人身风险，还能够通过保险资金投资民生工程项目助推防贫防返贫。以广西开展的“防贫保”保险业务为例，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月末，广西已有55个县区实现“防贫保”业务落地,共计为8.98万户54.05万脱贫人口提供风险保障210.53亿元。保险机构通过为脱贫户因灾、因意外、因病返贫提供一揽子综合防贫保障，有力支持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记者杨然）